得到APP每天听本书《智识分子》讲书稿

作者王海,图片和链接为本博添加。



《智识分子》封面

本书讲的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智慧和见识,会详细解释理工科思维看待世界的方式,调查往往比常识更可靠。会谈到教育问题,了解高中的本质和所谓的“美式素质教育”的真相。除了思维方法,还会介绍智识分子必备的思维工具。

本书核心内容有:

  1. 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有什么不同?
  2. 为什么说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3. 很多人追捧的“美式素质教育”,真相到底是什么?
  4. 智识分子必备的两个思维工具,尺度和贝叶斯定理。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智识分子》,副标题是“做个复杂的现代人”。本文稿解读书中精华: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智慧和见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书名《智识分子》,所谓“智识分子”,就是既有智慧,又有见识的人。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般是指某个细分领域的资深人士,但他们对于专业以外的新思想、新认知,就很少涉猎了。而智识分子,他们对各个学科的新思想、新进展都非常关注,他们往往掌握着十八般武艺,对这个世界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要知道,现在世界有三个重要趋势,都对我们提出了挑战。第一个趋势是,世界越来越复杂,传统简单社会的经验和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第二个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慢慢取代人,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时代。最后一个趋势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和富人最重要的差别,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文化和观念。面对这三大趋势,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智识分子》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在说主要内容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万维钢,之前是物理学家,现在专职科学写作,是“得到”App订阅专栏“精英日课”的主理人。



《智识分子》作者万维钢

了解了作者,下面咱们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下这本书:第一部分了解一下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有什么不同。第二部分要说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第三部分探讨教育问题,会说到所谓“美式素质教育”,真相到底是什么。最后一部分介绍两个智识分子必备的思维工具。

第一部分 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有什么不同

先来看看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有什么不同。

传统的文科思维,主要特征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经常坚信某种理念能解决一切问题。而理工科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取舍和量化。也就是说,不管面对什么问题,用理工科思维看来,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任何方案,我们都要对它进行取舍、量化,还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

理工科思维,往往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而很多的人文学科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分了好多派别,常常用什么什么主义自居。比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刺激增长,政府应该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供给派经济学则认为,真正的英雄是企业家,最好的刺激办法是减税。自由派政治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保守派政治学者认为小政府才是合理的。不管是哪一派的铁杆支持者,只要他认准了一个方向毫不动摇,那这种行为就是派系斗争、是情怀,唯独不是理性。时刻寻找最优解,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理工科思维。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在于“度”,复杂世界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有利有弊。用与不用,不仅仅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还要看你能承受多大代价。想要学会寻找合适的“度”,你至少需要掌握两个不同的理念。但是很多人,往往只知道宣传自己的理念,最后被理念给劫持了。用查理·芒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像这样试图一招鲜吃遍天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刺猬”。



狐狸和刺猬

西方有一句谚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刺猬眼中的世界是简单的,它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试图用浑身的刺去面对外面复杂的世界,试图用自己的理念解释一切事物。而狐狸眼中的世界是复杂的,狐狸乐于接受新信息,喜欢和不同观点打交道,能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想要成为一个智识分子,就要做狐狸,而不是刺猬。现代世界的道理很多,唯有一件事是关键:不要被自己心中的“大主意”劫持,也就是说,不要认为某个观念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总结一下就是,用理工科思维理解现代世界,对任何看法都要进行取舍和量化,不要被理念所挟持,要时刻调整自己的观点。

第二部分 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调查往往比常识更为可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表明,像社会科学这样的软科学,所谓专家们的看法不见得就比普通人更正确。美国的心理学家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调查了284个专门预测政治经济趋势的专家,研究项目就是让这些人预测各种问题。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结果是,这些所谓的专家,预测的准确性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



美国心理学家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

为什么这些专家的预测不准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坚实的基础,依赖的是很多直观的“常识”,一厢情愿地想当然。平时咱们也能感受得到,如果是听一个物理学家谈论物理,哪怕他只是用通俗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因为人们知道像物理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科学,一个人没有多年训练,也不敢出来瞎说。但如果是一个社会学家谈论社会问题,哪怕他旁征博引地引用了很多西方先哲的经典理论,人们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

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里拿一百年前的,所谓的经典说事儿了。如今的社会科学,正在逐渐抛弃常识,开始依靠实验和数据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观点,说一个消息想要在人群中流行开来,就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推波助澜。根据这个“关键人物”的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名人做广告,比如让明星鹿晗转发一条微博。这个说法符合人们的常识,但问题是,这个理论并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引爆点》封面

研究人员在 twitter 上找了一批“关键人物”,这些人有很多粉丝,而且在最近的一个月内,成功引发了某个消息的大量传播,但这些关键人物在第二个月,不一定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传播量。也就是说,名人虽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书里说,也许最好的传播策略,不是花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转发,而是用相同的钱,请一批影响力中等的人。

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地方,或者是一定有幕后推手,但 twitter 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幕后推手其实没那么厉害。

那为什么有些书能畅销,有些音乐能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吗?另外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是因为“运气”。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实验人员做了一个网站,上面有48首歌,然后招募了一万多名受试者,给这48首歌打分,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下载这些歌曲。有些受试者都是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我们把这个组叫独立组。另外一些受试者还可以看到自己组里每首歌的下载次数。我们把这个组叫做社会影响组。

实验表明,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更高。也就是说,在听众被人们选择影响的情况下,流行的东西会变得更流行,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

但这个实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登上排行榜第一名,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些歌可能纯粹因为运气好,在实验的早期就获得了更多的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们就会受到影响,也认为这首歌好听,以至于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脱颖而出。有一首歌在独立组排第26名,在社会影响组竟然排到了第一位。总的来说,尽管特别不好的歌肯定不能流行,但好歌想要流行还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影响的社会里。你想听一首歌,也许只是因为朋友的推荐;你想看一部电影,也许只是因为恰好在微博上看了一眼。如果历史能重演,很多明星未必都能成名,蒙娜丽莎可能不会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因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但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特别善于事后解释事件,但是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比如某场比赛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如果中国队最后两个球偶然没投进去,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得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是农村孩子更适应部队生活,还是城市孩子更适应部队生活?很多人都认为,显然是农村孩子嘛,农村条件就比较艰苦,农村孩子从小就适应了这种环境,所以肯定是农村孩子更能适应部队生活。而根据社会学家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发现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拥挤、合作、严格的社会秩序等等。这两方面常识看上去都很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种说法符合事实。所以我们才说,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不要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想要从复杂随机事件中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实验。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里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作一个数据库,从中发觉统计规律。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观点: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第三部分 “美式素质教育”的真相

下面我探讨一下教育问题,来看看应试教育是不是真的伤害了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所谓“美式素质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应试教育可以说是被诟病已久,很多人都认为,像这种只为了考试的学习,会扼杀孩子们的创造力,培养不出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的教育像美国的素质教育一样就好了。实际上,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先来说说受到很多人质疑的高考,很多人都误会了高中的本质,高中到底是干嘛用的?一般人们认为,高中当然是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但,这个答案是错的。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高中学的大部分知识,一般人在工作生活中根本用不着。高中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高考题之所以那么难,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因为它们够难,才能把人和人区分开。

为什么要把人分类?因为好的工作岗位是稀缺的,所有人都想去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公司,那什么样的人能进这样的公司呢?这就要设立层层门槛儿了,这些门槛儿不仅要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还要给人一种公正的感觉。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儿。一样的道理,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就一定是激烈的竞争。那如果全国高中都用极端的手段玩儿高考这个游戏,大搞军备竞赛,会不会把这个游戏玩坏呢?会不会让全国高中生都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从而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呢?答案是:不会。

来看一下咱们邻国韩国,他们的高考竞争比中国更激烈。首尔、高丽和延世大学,是韩国三所最好的大学,录取不看别的,只看分数。韩国大公司的高管,几乎都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高中生学习时间,并不比中国的高中生少,他们也是要在学校待一整天,晚上还要去上补习班。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都没有被高考的军备竞争所影响,它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甚至在电影、音乐这些文化领域也很强。所以说,军备竞赛式的高考,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说完了中国的教育,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教育。《优秀的绵羊》这本书里就说到,通常人们看到的美式教育,其实只是皮毛。就比如说,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学生多才多艺,从小就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深入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多才多艺,并不是自己愿意做那么多事,而是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要想考顶级名校,中国学生只要考虑分数就可以了,美国学生还要不停地参加社会活动,在众人面前维持一个全面发展的表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中美教育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优秀的绵羊》封面

以上就是第三块内容。这一部分咱们讨论了教育问题,了解了高中的本质不是教授知识,而是把人分类,军备竞赛式的高考,并不会影响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我们还知道了,所谓的美国素质教育,本质上和中国教育没什么不同,美国学生之所以多才多艺,也都是为了凑满上名校的条件。

第四部分 智识分子必备的两个思维工具:尺度和贝叶斯定理

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部分内容,介绍两个智识分子必备的思维工具。先来说第一个,尺度。网上有个段子,说:王思聪他爸给了他八个亿,他赚到了四十亿,翻了五倍;我爸给了我五块钱,我买副手套去工地搬砖,赚了两百块钱,翻了四十倍。由此可见,我并不比王思聪差,只是缺少资金。这当然是玩笑话。财富的增加,是不能等比例放大的,大了,就不一样了。

在很多问题上,人们都容易犯等比例放大的谬误。大了,就不一样了。一只虫子从悬崖上掉下去,可能没什么大事;同样的悬崖如果是一只猫掉下去,可能会受伤;但如果是一匹马掉下去,可能就摔死了。动物的尺度越大,它承受的压强也就越大,所以小动物不怕摔,大动物很怕摔。

再举个例子,你用塑料建一个玩具桥,钢铁材质的玩具小汽车也能很好地在塑料桥上通过。但如果按相同比例放大,用同样的塑料材质搭建一个真实的桥,用同样的钢铁造一辆真实的车,这时候,塑料桥肯定就不能承载这辆车了。

再比如你有一家创业公司,全公司上下一共几十个人,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绝大部分人都在干具体的事情。可如果你的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百倍,成为了大公司,你要是还按创业初期的人员结构,等比例放大,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公司人数越多,负责协调管理的人员就会不成比例地增加。所以说,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要知道,大了,就不一样了。

这个规律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如果一个系统已经变得很大了,可是它还在使用过去小尺度的游戏规则,那就会出大问题。比如美国政治制度。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政客不干实事,整天忙竞选,像个娱乐明星一样搞煽情演讲,靠演技争取民意支持?这个现象背后,其实也是个尺度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是200多年以前设计的。1789年成立第一届国会的时候,众议院中总共只有65位议员,是按人口比例从全国各个州中选拔而来,而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400万人。65个议员代表400万人口,平均每个议员只需要代表6万人。6万人是个什么规模呢?在今天的中国,也许一个公安分局甚至派出所的辖区就有6万人。从这6万人中选拔一个人,让他代表父老乡亲们去首都开个全国性的大会,一点问题没有。议员能够听到选民的呼声,选民也容易了解议员,没准都跟自己的议员握过手说过话。

后来美国人口越来越多,众议院人数也逐渐增加。可是到了一百多年前,众议院达到435个人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增加议员了。四百多人开会吵来吵去已经很难达成决议,如果再上升到七八百人,那会就没法开了。于是当时立法,众议员人数从此就设定为435人。议员人数封顶,可是美国的人口总数还在不断增加。到今天的美国,每个议员需要代表超过70万人。面对6万人,那都是父老乡亲。面对70万人,那可能都是粉丝。议员们倾听民众的呼声以及和民众交流的方法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同了。美国人现在有必要反思,200多年制定的这套体制,是否还适合今日的美国。

我们再来看智识分子第二个思维工具。叫“贝叶斯定理”。贝叶斯定理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用来计算主观概率的。咱们就不说贝叶斯定理的计算公式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要时刻调整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千万不要非黑即白。



贝叶斯定理

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吗?你信中医吗?你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吗?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相信”仅仅当成一个表态,那它的意义就相当有限,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左右真理,也很难左右别人。“相信不相信”的真正意义,在于给我们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

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听说大年初一去拜观音,能带来好运气。但你不怎么相信这件事,觉得拜观音带来好运的可能性顶多只有15%。但后来听说同事甲去年拜了观音,今年就升职加薪了,有了这个新信息,你就要调整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了,比如提升到22%。这时候如果同事乙又和你说,没用的,去年我和甲一起去的,我就没升职加薪。根据这个新信息,你对拜观音能带来好运这件事的判断,就又要进行微调了。这个例子就是贝叶斯定理的应用。贝叶斯定理的精髓,就在于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判断。既要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也不妄自菲薄。
至今还有很多人是坚持不看证据的,即使看到了与自己信念相反的证据,也会直接忽略这个证据,这样的态度实在是不适合求知。一个智识分子,应该拥有这种复杂的信念体系,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世界观。观点随事实改变,这就是我们从贝叶斯定理里学到的东西。

总结

咱们从四方面解读了《智识分子》这本书,第一部分说到了理工科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取舍和量化,还说到了不要被某种理念所劫持,一定要动态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说了不要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常识往往不靠谱,很多事情是需要调查研究之后再下结论的。第三部分探讨了教育问题,了解了高中本质上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把人分类的工具,还知道了所谓的“美式素质教育”,本质上和中国教育没什么不同。最后一部分说了两个智识分子必备的功夫,分别是:尺度思维,大了就不一样了。还有贝叶斯定理,想要成为智识分子,就要时刻的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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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3 条评论

  1. 第三部分探讨了教育问题,了解了高中本质上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把人分类的工具,还知道了所谓的“美式素质教育”,本质上和中国教育没什么不同。

    “了解了高中本质上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把人分类的工具”是病句,“本质”不一定只有一种,“高考的目的是一种把人分类的工具”并不能否定“高中的目的是传授知识”。而且作者并没有深入理解“目的”这个概念。

    “所谓的'美式素质教育’,本质上和中国教育没什么不同。”也是病句。作者混淆了目的与方法的概念。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某种能力,分数是验证能力的方法。两种教育方式仅仅只是使用了相似的验证能力的方法并不能说明两种教育方式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2. [知识/常识]-[推理]-[结论]
    “常识”只要不是错误的知识,它就不是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问题一定是出在想象、推理、分析等思考过程中。而作者把所有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都归结于知识/常识上。 这也表明作者写作时思路并不清晰,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病句“

  3.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得到》《知乎Live》以及各种畅销书为什么写的那么弱智还深受读者欢迎。

    这类著作普遍存在大量病句,而且用一些非常弱智的逻辑曲解事实。

    比如"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调查往往比常识更为可信。"这句话明显是病句啊。作者要说的是通过“常识”(广为人知的知识)进行推理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对于调查(事实)是不可信的。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别用推理理解复杂世界,调查往往比推理更为可信。"但是这种用词准确的写法看起来真的很无聊,感觉就是在说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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